以上记载的人，曾在1967年被老蒋请到了台湾，而在临终时他却交代妻子，千万别把他留那里，他就是被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的钱穆。

自学成才，在北大颇受压抑

钱穆本名为恩鑅，在17岁改名穆。他生于书香门第，到他父亲一代时家境已艰，在父亲去世后，家里就更加的贫寒了。因为家境的缘故，钱穆在19岁时辍学，靠自学成才，在入大学当教授前，他曾在小学中学教书长达18年。

在36岁时，钱穆发表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以及《先秦诸子系年》，“基本上解决了学术界长期聚讼的公案”，因此而深得陈寅恪赞赏。可进北大后，钱穆与胡适、傅斯年学术观点不同，以至于“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只与吴宓、汤一介少数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往来。

当时，胡适、傅斯年是学界的领袖，故钱穆在北大颇受压抑，他自称：“余性顽固，不能适应新环境，此固余之所短。”、“余性迂而执，不能应付现代之交际场合。”

然而，钱穆对传统的坚守却深得蒋青睐。

蒋与钱穆的人生经历有些相似，都是父亲早逝，并靠着严母拉扯成人，并在心理上产生了沉重的负罪感，在成年后均醉心于宋明理学，并希望通过孝的实践，从而产生与世界相关联的责任感，以此来释放内心的压力。因此，钱穆自中年接触理学后，每日必读相关书籍。

不愿从政，开设新亚书院

在抗战爆发之后，钱穆随着北大教授南撤到云南蒙自，与陈梦家往来密切。一夜两人聊天，陈梦家力劝钱穆写一本有关中国通史的教科书。

而在陈梦家的启发之下，钱穆最终完成了著名的《国史大纲》，并于1940年6月正式出版，一反此前中国通史的西方化叙事倾向，展现出了“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并因“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论旨”，从而引起了蒋的注意。

于是，1942年蒋约见钱穆，但是钱穆却拒绝了。次年，蒋再度约见了钱穆，当时由于同时被约见者多达百余人，因此每人只能和蒋聊5分钟，然而蒋11点见钱穆，一直聊到12点多，然后还拉钱穆一起吃午饭，因钱穆年长，蒋请他坐上座，而钱穆再三推辞，双方竟因此而僵持了三四分钟。

蒋和钱穆聊了许多有关于理学方面的话题，在聊得兴起时，蒋甚至将假牙摘下放在桌上。据钱穆记，当时饭桌上都是高官，只有他一个读书人，这让他颇觉窘迫。

当时，蒋突然问钱穆：你为什么不从政？钱穆回答说读书人不一定都要从政。而蒋又问：关不关心政治？钱穆又说，读书人一定关心政治，但我不愿从政，各司其职就好了。听到这里蒋便没再说什么。

到了1950年时，钱穆在香港开设了新亚书院，即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在《师友杂记》中，钱穆写到，总计全校师生有不到百人，而学费收入却仅仅得百分之二十而已，该校每月要亏空多达港币三千多元。

余英时当时也在新亚书院中求学，据他所说，钱穆当时只在学校待了一年半，而其余时间基本都在四处化缘。

好在，蒋及时伸出了援手，一直帮助了4年，直待数年后，获得了美国耶鲁哈佛两大学援助才停拨。

搬出素书楼，临终交代妻子勿将他留在台湾

1967年时，在蒋的屡次邀请之下，钱穆才到台湾定居，蒋还专门拨款为钱穆修建了一所别墅，即“素书楼”，然而这被认为是钱穆一生的污点——“用公帑建宾馆，双方都公私不清”。

因此，人们嘲笑钱穆讲了一辈子“义利之辨”，自己却是利字当头。其实，蒋也邀请了张大千等文化名人到台定居，并且为他们都建了别墅，钱穆并非个案。

到了1989年，台北市清查“政府财产不当占用”，并认定素书楼也在其中，再加上各派的斗争。于是，1990年6月，钱穆夫妇主动的迁出居住了20余年的素书楼，而在3个月后，钱穆便去世了，终年95岁。

95岁高龄的又备受争议的他，不愿再去争论辩解，在临终的那天夜里，钱穆与妻子坐在廊上深谈，他长叹一声，说：“我有一句话要交代你，将来千万不要把我留在这里。”在钱穆去世时，清点财产，“一个钱都没有”，只有一副眼镜和两根拐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