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唐·卢延让《苦吟》），“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清·顾文炜《苦吟》），“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唐·贾岛《题诗后》）。诸如此类的诗句全是诗人们的真切体验，说的都是“炼字”之艰难。“古人不废炼字法”（清·沈德潜《说诗晬语》），甚至要求“隔日一删，愈月一改” （清·李渔《闲情偶寄》），就是因为他们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 （唐·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境界，他们认为“诗得一字之师，如红炉点雪，乐不可言”（清·袁枚《随园诗话》）。因而他们在为后人留下灿若繁星的优美诗篇的同时，也给后代留下了不少趣味盎然的炼字佳话。古人如此重视“一字之改”，现代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读读现代“一字师”的故事，定会对我们的思维拓展、写作水平的提升有所裨益。

陶行知的“一字师”

1932年，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了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师范附属小学被迫停课。附小的同学们只好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所“自动学校”，坚持学习，互教互学。陶行知见此情景，十分感动，当即赋了一首题为《小先生》的诗盛赞孩子们：

有个学校真奇怪，

大孩自动教小孩；

七十二行皆先生，

先生不在学如在。

孩子们读后十分高兴，倍受鼓舞。这时有一个女孩却提了一个小小意见：“‘大孩自动教小孩’这句诗不符合事实，‘大孩自动’，小孩难道就不‘自动’吗?小孩难道就没有教大孩？我看应该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陶行知听后非常惊喜，连忙说：“对，对！你批评得真对。”当即把诗中“大”字改为“小”字。一字之改，意思表达更准确了。从那以后，只要提起此事，陶行知便说那女孩是他的“一字师”。作为教育家的陶行知非常谦和地听取小学生意见的行为令人感动、让人赞赏。

郭沫若的“一字师”

1942年，郭沫若的历史剧代表作《屈原》在山城重庆公演，反响强烈。作为编剧的郭沫若自然也常去观看演出。在该剧上演三四次后的一个晚上，他与扮演屈原侍女婵娟的张瑞芳在后台了谈起了第五幕第一场中婵娟满怀愤懑痛斥背叛老师的宋玉的一句台词：

宋玉，我特别地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

郭沫若说：“在台下听起来，这话总觉得有点不够味。似乎可以在‘没有骨气的’下面再加上‘无耻的’三个字。”张瑞芳没有马上回答。她站起来，学着舞台上的动作和各种语气表演了一番，最后摇头道：“好像还是不大够味儿!”“还是不大够味儿?”郭沫若似乎有点为难了，他一时实在找不出更满意、更恰当的话来代替它。正在一旁化妆的张逸生（剧中钓者的扮演者）插话说：“‘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那就够味了。”郭沫若听了大受启发，觉得这一个字真是改得非常恰当。

为什么这一字之改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从语气的角度来说，“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只是单纯的陈述句，缺乏强烈的感情色彩；而改为“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则成了判断句，就像是指着宋玉的鼻子痛骂他的卑劣无耻一样，当然比一般的陈述句感情强烈而语气有力。同年5月30日，郭沫若在《瓦石札记·一字之师》一文中特地记载了这段修改佳话，附在《屈原》剧本之后，盛赞张逸生作为“一字之师”给他的启示。

梅兰芳的“一字师”

1950年4月，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率团到汉口演出。在《女起解》一场戏中，梅兰芳扮演的苏三有一段“反二黄”唱段，第一句是“崇老伯他说是冤枉难辩”。观众席里有一个叫郭叔鹏的小伙子，是沙市京剧团的演员。当他听到这里时，觉得这个“难”字似乎与整个剧情相悖。于是郭叔鹏便大胆向梅兰芳质疑：“梅先生，您看崇公道的念白里面，哪儿有苏三所唱的‘冤枉难辩’的意思呢？相反，倒是说她的官司，可能有出头的希望了。”“对！对！对！”梅兰芳认真听着，不时点头称是：“你的意见，很有道理。依你之见，应该怎样改才好呢？”于是郭叔鹏又坦率陈言：只要将“难辩”的“难”字改为“能”字，就与剧情相吻合了。“太好了，改词不改腔，这样跟里头的念白就比较连贯了，观众也容易接受。”梅兰芳面带微笑地拍着郭叔鹏的肩膀，称他为“一字师”。从那以后，《女起解》中的这句台词便唱为“冤枉能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