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宗明义，本文的主题思想是：欧洲基督教的奠基仪式是其全球传教战略的一部分，也是欧洲殖民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亚洲，尤其在中国和日本，这样的战略企图一直到19 世纪都是受到限制的。因此有关奠基仪式的记录非常少，而因为史料来源问题（文字记录等），能够为人们所知晓的奠基仪式就更少了。本文认为，建造仪式或者说奠基仪式的形式与构建，与传教士们所使用建筑用地的财产归属情况、亚洲建房者的宗教信仰情况，以及施工伊始时的政治局势都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传教士是在归他们自己所有的地皮上和皈依的基督徒一起建房，那么在奠基礼仪上就不需要做出任何妥协。但如果有非基督徒参与建筑工程，那么从建房一开始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些非基督徒的习俗。但是在亚洲奠基礼仪的发展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跨文化交融现象，只有在中国的澳门地区出现过文化上的妥协。在19 世纪时，奠基仪式才随着欧洲殖民的再次兴起和欧洲商业机构的建立，传到了中国和日本。但那时也没有出现跨文化交融现象。

通过笔者的观察，如今在中国，媒体在报道教育机构、企业或者医院等单位的公开和正式的建筑开工仪式时，奠基仪式已经构成报道的固定内容之一。中国当下的奠基仪式，可能已经发展成为施工伊始通过国际媒体对外传递的一个信息，一个有关现代的、全世界都能理解的行为的信息。这种行为方式在当今这个时代已成为公共庆典的规范模式之一，因此它也呈现出文化适应和文化融合的特征。

但首先还是让我们来回顾一下16 至17 世纪早期历史的相关情况。

日本的奠基仪式

在印度果阿帮（Goa），耶稣会与其他基督教会的传教士所建的小教堂（或称祈祷堂）、教堂和教育培训机构，一般都建在被印度正厅（Estado da índia）[1]John Villiers, “The Estado da India in South East Asia,” in South East Asia. Colonial History, vol. 1, Imperialism before 1800, Paul Kratoska ed. (London/New York, 2001), 151-178; Malcolm Dunn, “Pfeffer, Profit and Property Rights. Zur Entwicklungslogik des Estado da índia im südostasiatischen Raum,” in Portuguese Asia: Aspects in History and Economic History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Stuttgart, 1987), 1-36.没收的地皮上。这些地皮的产权都会转入耶稣会（Societas Jesu）名下。在日本亦是如此，而由当地人或者教徒向耶稣会赠送地产的情况，则非常少见。[2]山口市动乱情况下的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为了建一座寺庙，当权者将一块地皮捐赠出去：“这里的情况非常不安全，到处都有谋杀案和抢劫案件发生。等到形势终于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将和这里的官员们谈谈。如果他们想要确认由国王颁发的许可文书，那他们得给我们提供一栋房子或者给我们一个地方让我们建一栋房子。如果他们不同意这样做的话，我决心住进托梅之家（Haus des Thomé），直到这个国家有一个国王，直到阁下从印度回来。”P. 托雷斯1551年10月所写的信件，参见Tobias Winnerling, Vernunft und Imperium. Die Societas Jesu in Indien und Japan, 1542-1574 (G?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4), 299. 由大村市长官将长崎作为赠礼移交给他们，1580年时甚至将港口的权力也移交给他们。Franz Josef Schütte SJ, Valignanos Missionsgrunds?tze für Japan. Band I , 1. Teil 1 (1573-1580) (Roma, 1951), 411.

耶稣会教士在日本拥有大量地产。比如在长崎这座城市，占有大量的地产使得他们1569/1570 年时不仅在宗教领域，也在世俗领域取得了完全的控制权，于是耶稣会在长崎同时也行使司法权。也就是说，这些教士在长崎拥有宗教、道德、精神三重权威。因此，要在当地建立精神霸权和耶稣会帝国，对耶稣会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在果阿帮，早在1540/1541 年耶稣会教士到来之前，当地人受葡属印度（Estado da índia，即监管葡萄牙在亚洲资产的管理机构）所迫，不得不废弃所有的印度教寺院和其他礼拜场所。[3]果阿邦在这个时间点也迎来了葡萄牙基督教宗教裁判所的第三个裁判所。Winnerling, Vernunft und Imperium, 161.当地人的配合，不少是因为受到威胁而迫不得已之举。[4]Dauril Alden, The Making of an Enterprise: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Portugal, Its Empire, and Beyond, 1540-1750 (Alden, Dauril: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4.

葡属印度的这些举措，也被耶稣会教士在日本使用。当时已经归属耶稣会的那些地产上的庙宇和其他建筑全都被毁坏和拆除，其目的在于从已拆除的建筑中取得建筑材料，继而在被拆庙宇的地基或者地墙上重新建造教堂和学校。从1585 年的日本境内教堂分布图上，可以看到当时日本境内的教堂数量。